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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
2010年08月13日 16:12:22  来源: 中国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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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军、捻军在淮境的斗争

    晚清时期,最令淮安地区封建统治者惊惶失措的是太平军和捻军斗争的激荡。

    自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军建都南京及捻军在皖北迅速壮大后,淮安各地人民乘机揭竿响应。在此期间,山阳梁常保、盱胎王兆洪、杨伦、刘万源、陈士明、沭阳马五、王克韶、李黑老、陈玉标、刘天福、赵官增、宿迁刘业驹、田庚寅、孙怀五等数十股农民武装先后起义。初起时,少则数百人,多则千余乃至数千人。他们树旗号,攻乡镇,占圩砦,打家劫舍,杀富济贫,使淮安的封建地主阶级惊恐万状。

    咸丰六年春,以垦种山地为主的盱胎“棚民”在刘万源等领导下起义,在高家坂、涧溪等地重创清军。咸丰七年农历三月十九日,著名幅军将领陈玉标率领千余义军,在宿迁郑家庙设伏,一举全歼沭北地主武装主力,击毙其总头目徐春森、何承瑞。不久,幅军在沭阳新挑河受挫。但后来又发展至数千人,驰骋宿、沭、海各地,并与捻军联合,成为捻军的一部分。刘天福、刘业驹、田庚寅等领导的义军,也都加人了捻军。刘天福、刘业驹、陈玉标还成为捻军的重要将领,率军转战苏鲁皖,曾在安东蔡工、沭阳郝家湖、韩山等地取得较大胜利。

    咸丰九年五月,陈玉成率太平军一部由扬州出发,攻克天长,继而重创清军援军李兆受部和胜保部。李兆受逃回滁州,胜保败退到盱眙。陈玉成挥师乘胜进击,兵分三路进围盱胎城。胜保慌忙东逃蒋坝,企图凭借三河天险顽抗。太平军攻克盱胎,杀死知县许垣等千余人。后因战略需要主动撤出。同年九月,捻军龚得树部为策应太平军,曾再度攻占盱眙,逼走清军张德胜、胜保部。

    清江浦大捷是捻军最辉煌的战绩之一。咸丰十年二月,捻军名将李大喜、张宗禹率主力2万,由徐州附近南下,占领桃源县城,旋挥师南下,横扫在湖滩小桥阻击的清军,直扑王家营,攻取苏北重镇清江浦。时在清江浦禹王台一起宴游看戏的南河总督庚长、漕运总督联英和淮关监督等,仓惶逃逸。“漕督、榷使疾还署,河帅仅以身免,日暮亦至郡城,呼于庆成之门(旧城西门),门者不纳,虑其冒也,面而后入之。未几,榷使继至,呼于北门,门者日:‘城无商,不须榷也’。遂去。贼既焚掠清江,南至湖嘴,漕督欲行,行李辎重,自署前至于南门。”被山阳知县顾思尧令士绅们锁闭城门,坚不放行,而怏怏作罢。① 在逃离清江浦之际,被命令留下率军抵抗的淮海道吴葆晋、副将舒祥及一大批土豪劣绅,均被捻军击毙。接着,捻军以清江浦为中心,在周围几县的数百里范围内流动作战,屡败前来攻击的清军。然而13天后,捻军却在达到补充军饷的目的后,主动西撤。

    捻军的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流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杀烧抢掠也很严重,清江浦、板闸等地的官署,如南河总督署被焚烧只剩下荷芳书院,清河县署、王营清口驿、淮关监督署等也无一幸免,豪门大宅、书香门第、商号钱庄亦都被洗劫,不少无辜被杀,妇女被侮辱。可以说,清江浦、王家营、河下、板闸,自此一蹶不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未能恢复清咸丰十年(公元1800年)以前的繁华。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九月,赖文光、任化邦率军南下沭阳,在新挑河史家荡受清军刘铭传部围击,伤亡较大,被迫由宿迁转战山东。此时,西沿运河,北沿黄河,南沿六塘河一线已驻守了清廷重兵;各地村镇则在清廷统一部署下,纷纷筑圩自守,坚壁清野;六塘河南堤,西起刘老涧,东到灌河,则筑成200余里的长墙,连营40,驻兵2万,切断了捻军南下之路。这就使以流动作战为主的捻军陷人困境。同年冬,捻军终于在突破六塘河防线南下的过程中全军覆役了。

  晚清的河漕总督

    道光年间,就有以海运代替河漕的动议,并且进行了“试办”。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北徙,运道也梗塞不通,致“停止河运者十数年”,此间,漕粮多由海运。随着运河潜运能力的下降乃至丧失,主要为治河治漕而设的南河总督,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了。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清廷正式裁撤了南河河道总督,同时,把驻节淮安的漕督移驻于清江浦原南河总督衙署内,并明令漕督兼管河务,称为河遭总督。

    1872年以后,江南漕粮全由上海轮船招商局承包,经由海运,运河的地位遂一落千丈。但是,由于日益严重的列强侵凌和制海能力的限制,清政府仍迟迟不愿废止河运。他们认为,虽然运河浅阻,“运米无多,而相沿不改者,所以备外海或有不虞,犹可恃此一线,以为内地转输之路也”。所以河漕总督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才裁撤。

    这时期的河漕总督,一个重要任务是疏通运道。就疏通运道而言,也因很少有漕船往返而成了一种可以多干少干的“软任务”。故河漕总督也就成了比较清闲的职事。从1861年到1904年的44年中,任漕河总督者共28人,<<清河县志·仕绩>>中载有“政绩”者7人。然而,他们的“政绩”却主要是倡教兴学,“建丰济仓,置水旱田”,建官舍行台之类。至于河道修防之事,只在<<水利>>中零星提及,如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两江总督曾国荃、河漕总督卢士杰“虑黄河下注,会奏自里河运口汛通湖,引河之陈家集迤西,开河八百七十丈,尾接吴城七堡旧黄河”。这条河即是今码头镇附近的窑河。光绪十七年,又开顺清河通漕,代替了窑河。

    深究起来,清政府迟迟不裁撤河漕总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止和镇压农民起义。总督都统率有相当数量的军队,战时还有组织练勇之责。第一个驻节清江浦的河漕总督吴棠在任期间,为攻击捻军太平军,“乃厚集兵力,时其训练,扼要分守”,并传檄凤、颍、淮、徐、滁、泗、宿、海八府州县,坚城镇、筑圩砦以困阻义军。吴棠的继任者张之万(张之洞族兄),“政务宽大,而严于治军,筑六塘河长圩防捻,捻首赖文光穷蹙南窜,追至扬州擒之。”这两位总督都因积极纠集力量围堵起义军有功而升官晋级。同治末年任河漕总督的文彬,也因统军捕盗有功,而被史志所大书。其他的总督如李鸿章之兄李瀚章等,都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这种名不副实的河漕总督被改为江淮巡抚。同年又改为江北提督,成了地道的军事职官。原来的河漕总督衙门也相应变成江北提督府。

    黄河北徙与两淮的衰落

    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黄河北徙,原夺泗夺淮的河道废弃,废黄河遂由此得名。

    黄河北徙后,中运河水源锐减,加上清政府疲于对付太平军和捻军,无暇旁顾,任运道梗塞不通,致使运河停顿了10多年,江南漕粮遂大部转由海运北上。

    黄河北徙后,水工修防任务亦大大减轻。成丰十一年,清政府裁撤了南河总督,同时,把驻节淮安的漕运总督移驻于清江浦原南河总督署内,且由漕督兼管河务,而漕运式微。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清政府把江南漕粮交由轮船招商局承包,经由海运,河运遂一落千丈。随着交通地位的下降,淮安、清江浦等运河沿线的城市渐形衰落。特别是19世纪末,由于近代邮电事业的兴起,两淮往昔繁剧的驿传随之销声匿迹。宜统三年(公元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以后,淮阴“南船北马”的地位一朝丧失。由于这些变故,两淮衰落的速率逐步加快。据宜统三年统计,清江浦人口已骤减到不足10万了。市面也明显冷落,原先城内城外鳞次栉比的旅馆饭店,一批一批地倒闭,连号称“九省通衢”的石码头一带,旅游饭店也寥落可数了。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因黄河在丰县决口,黄河断流,运河浅阻,淮关年额短收20余万两,奏准减半征收。又由于太平军攻下南京,商旅大受影响,从咸丰三年至六年,均减免八成。咸丰十年,捻军攻陷清江浦等处,南北舟揖不通,此后皆减免七成。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又减免九成。

    综看淮关衰落,推求事实,大致有五方面的原因,“黄河迁徙,冀、豫之物不能南来,一也;漕艘不行,湖广江汉之产未能运京,二也;礼字河(老三河之一)不闭,东省、皖境之货绕越而去,三也;闽、越、江、浙之财半附轮船转运他处,间有过淮应榷货物,又挟‘洋票’而免(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的关税豁免权),四也;胥吏多方苛索,商民畏缩不前,搜捕愈严,偷漏愈甚,五也。”②

    黄河虽然北徙,但黄河造成的灾害性地形却挥之不去,如,每一次大的决口地带,都形成一个扇形的淤积带,这一个个的淤积带为重新建立顺流畅出的排灌渠系设置了一道道障碍,形成了很难改变的涝渍灾害性地形,依然是徐淮平原和里下河平原的灾害根源,频繁地酿成灾荒。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夏秋大水,市境内的黄河故道以北地区尽成泽国,夏粮秋粮颗粒无收,安、海、沭、赣等地的60万灾民麇集清江浦,等待赈济。一时间,清江浦北侧废黄河滩上,东起铁心坝以东,西至八面佛以西,宽约七八里,南起土圩根,北至杨庄,长约20里,接接连连,密密层层,都是用芦席搭起的难民棚子。当局生怕激起民变,派出一班经验丰富而又勤政廉洁的官绅如王叔相、倪嘉福等苦心经营,设厂放粥。尽管如此,此次病死饿死冻死的难民,仍不少于3万人。直到次年春末,当局才发给途中食粮,将这批灾民遣送回家,赚济工作到新麦登场后方止。

    近代实业的起步与受挫

    两淮衰于交通地位的下降,所以,淮安近代实业的起步,也是从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开始的。清政府对开办实业,压于内而惠于外,故经营者多挂外商旗号。首先经营里运河航线的,是由某道员及商人创办的立生洋行,挂英商旗号,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六月开航清江至镇江的班船。到达清江的班船,即在中洲南岸停靠,旅客上下船均在轮埠路边的码头。此后几年间,争相在这条线上航行的有“四维”、“和丰”、“顺昌和记”、“永兴利”、“宝运”、“义昌”、“福运”、“戴生昌”、“泰昌”等轮船公司,分别挂英、美、法、日等国商人的旗号,约共有轮船三四十只,形成了一个混乱的局面。轮埠路一度在熙攘热闹中充满硝烟。光绪三十一年以后,由于戴生昌轮船局和招商内河轮船公司与日商大东会社相勾结,很快造成三大公司共同垄断这一航线的局面。辛亥革命后,三家共同垄断的局面才被打破,并出现新的激烈竞争。比里运河略晚,中运河航线清江至窑湾段也被招商内河轮船公司开辟。淮河正阳关至清江航线,则由冯煦等创办的利淮河工小轮公司疏浚通航,然旋废。盐河轮船航运,迟至民国初年才起始。

    此外,还创办了铁路。19世纪末,清廷就曾筹议清江至北京修铁路之事,并计划以清江为交汇点,再北修至海州,南铺到瓜洲。筑路经费由江苏铁路公司招国内商人入股,集资远远不足,遂有“订借奥德洋款之议”。后清廷一再追查,遂不敢再提借外债筑路。到辛亥年,清江到西坝、清江到杨庄的铁路勉强竣工通车。铁路通车后主要用于运盐。因铁路两端始终未能与大干线相通连,使用率很低。不久,黄河铁桥到杨庄的支线被拆除了。清江至西坝的一段,也仅因运盐而苟延到北洋政府垮台之时。

    淮安的近代工业,也是发端于19世纪末。光绪二十四年,居住在清江浦的泗州人、候补道员邓佐廷,于王家营创办了本区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南洋广机利公司,有织机200张,“大募山东流民,教之纺织。”当时,“过王营者必闻机杼声,言王营物产者必言土布。”然而在洋布的挤压下,销路不畅,加之邓佐廷病逝后资金短绌,因此到光绪三十四年左右就倒闭了。

    稍晚,有大丰面粉厂之开设。创办者是在清江浦开设赐福斋帽庄、恒泰和广货庄、中法药房的南京商人刘少甫。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淮北大水灾,哀鸿遍野,地方商业大受影响,刘少甫约同陈子英到上海招集股份,来淮创设面粉厂,以解一时困厄。上海南市商会会长、金融资本家顾馨一愿在清江浦投资办厂,遂有大丰盈记面粉厂的创办。顾氏委刘少甫为经理,厂址在清江浦西门外里运河南岸,先招工建造机器大楼一幢,同年冬天即开机生产。初办时,系用石磨,每日产量有限。至宜统二年,以英国人海底深为工程师,改装机器磨粉机,用30寸直径英磨4盘,28寸花旗磨8盘,每昼夜可磨麦子800石(斛),可装“二面”260余包、“三面”200余包、“四面”100余包,行销两淮、宝应、高邮、镇江、上海等埠,其品质为大江南北之冠,在参加南京的南洋劝业会竞赛时,被评为第二位。辛亥革命时,因兵乱匪劫,该厂损失奇重,因此停产。1913年始恢复生产。

    “西学东渐”和辛亥光复

    清朝末年,由于封建礼教的衰微和欧美科学的澎湃东来,促成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兴起。淮安最早的一批新式学校,如江北师范学堂、江北农林学堂、淮安府中学堂等等,都是清末创办的。而且教育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注入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第一个翻译出版法国资产价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的张相文,在光绪三十二年、三十三年出任江北师范学堂教务长,使清江浦一度成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思想的最早阵地之一。在反对封建礼教、解放妇女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早在光绪三十二年前后,清江的知识妇女唐治英、唐治平、李芄等就组织了“天足会”,为谋求妇女解放而呼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子还在驻清江浦的新军中秘密传播革命思想。所有这些,都为淮安各地响应辛亥武昌起义,迅速实现光复打下了思想基础。

    淮境的光复,以驻清江浦的北洋新军第十三混成协广大中下层官兵起义为先导。第十三协共有6500余人,建营房于北圩门外黄河滩上。第十三协内部早有革命分子活动。在武昌起义的推动下,广大中下层官兵的革命情绪骤增。11月4日夜,工程、辎重两营在赵云鹏、龚振鹏的鼓动和带领下,率先起义,围攻城内的道台衙署,因人少力单,不克而退。次日,又联络马、步、炮等营同时响应。6日,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经城内有关人士奔走协商,清河县令邵承灏始令悬起白旗,大开城门欢迎起义部队。淮扬道尹奭良则先期化装出城南门遁去。

    首倡者赵云鹏和龚振鹏,限于资望与能力,能发动而不能控制。故群龙无首的军队入城后,不免有自由行动。地痞流氓从旁窥伺,引诱勾结,乘机伙同抢劫,衙署府库和较富的商民,一时同被“光顾”,仅江北提督署库存银就有26万余两被洗劫一空。溃兵腰缠既满,遂有只身散走者,因此而丧命的也不少。

    起义后溃散的士兵,至宿迁分三路北返家乡,其中有三四百人在兴中会会员陈兴之的劝阻下,重新编组,返回清江继续革命。不料到清江后,陈兴之即被蒋雁行等诱杀,部队亦被缴械遣散。

    兵变后,清江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绅商遂互商成立保安公所维持秩序,由闻漱泉、王斗符、李更生、杨荫南等负责,但间有行不通处。因于11月12日召开光复大会,公举陆军参议官蒋雁行为江北都督,杨慕时为江北民政长,邵承灏为清河县民政长、闻溥为清河民事长,“抚剿兼施,而乡甲耆老相约集团互保,诛锄不法”。③ 同时,传檄山阳及附近淮、扬、徐、海各县,召集官绅赴浦开会。山阳县令姚荣泽抗命未赴,山阳士绅遂举周实及顾震福、于述祖、丁乃嘉、潘际炎五人赴会议事。

    周实(1885-1911年),字实丹,与阮式俱为山阳县人,南社成员,又创淮南社,以诗文鼓吹革命。在两江师范学堂读书,悉武昌起义,遂回淮与阮式共谋光复事。

    11月14日,山阳县在旧漕督署召开光复大会,到会者5000余人,首由周实演说光复理由,次由阮式演说,有“姚荣泽避不到会,即为反对光复之行为”等语。姚听闻后又怕又恨,遂与诸劣绅定计,于17日午后,以议事为名,将周实骗至淮安府学内,由典史周域邠向周实连开两枪,周实被击中要害,当场牺牲。同时,派人将阮式捕至,刳腹剖胸,肝肠俱出,惨不忍睹。姚荣泽自知罪大,遂开库取银,与典史周域邠、参将杨建廷一同潜逃。而早在光复前,淮安知府刘名誉便潜开府库,携银偕眷而逃了。

    姚荣泽潜逃至南通,想借张詧为庇护。沪军都督陈其美闻讯愤极,急电南通,詧惧,始解姚荣泽到苏州交程德全,转解上海,次年4月公审,判姚死刑,其同谋判罪各有差。不意姚竟运动袁世凯,只将其定为终身禁锢。

    各辖县的光复情况是:

    11月8日,清江第十三协散兵100多人经过盱眙县,占领大关。同日,由来安来的一股杂牌军200多人,由危子筹率领,自称革命军,声言是来接收盱眙的。知县遁走。他们开狱释囚,队伍壮大,不日离去。地方士绅遂推孙锡光为临时知县,而由驻盱眙的清军都司统管军队。

    时安东县的社会秩序也趋于混乱。11月底,蒋雁行任命王寿轩为安东县民政长,安东渐归宁静。

    早在蒋雁行攫取都督之职不久,苏北民主革命志士韩恢、臧在新就组成一大队学生军,欲扫除这个北伐障碍。臧、韩约定分攻清江浦军政、民政两署,学生军长驱直入。韩恢部一举攻下民政署,杨慕时遁去。臧在新却在蒋雁行不支之际议和。适值南北和议成,臧、韩遂撤兵江南。至此,辛亥革命在淮安,和全国各地一样,由革命者充当摧枯拉朽的先锋,却由旧势力窃夺了各级政府的领导权,其中甚至不乏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反革命元凶。

    晚清时期的文化

    晚清时期的淮安文化,特别是在文学艺术方面,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这时期的诗文,都程度不同地反映了本封建末世、内忧外患交织之际,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慷慨悲愤,用世报国的情怀。道咸时期的著名诗人、古文家鲁一同,是其杰出的代表,后期则有南社诗人周实等。

    鲁一同(1805~1863年),字通甫,世居安东,山阳籍。与林则徐、曾国藩、黄爵滋、龚自珍等相友善。一同诗气象雄阔浩荡,鸦片战争时期写的《三公篇》、《有感》、《重有感》 等爱国诗篇,魄力沉雄,苍凉盘郁,有“嗣响杜陵”之誉,是当时诗坛上杰出的一人。其文不拘门派,得阳刚之美。有《通甫诗存》、(通甫类稿) 等。

    周实(1585-1911年),字实丹,山阳人。南社诗人,后又在家乡创办“淮南社”,以诗文结同道,鼓吹革命,被淮上文士奉为归依。其诗意气激昂,有哀兵排之势。著有《白门悲秋集》、《无尽庵遗集》等。

    戏曲创作,则有黄钧宰。钧宰(1826-?) ,名振钧,一字宰平,别号天河生、钵池山农,山阳人。有《比玉楼传奇四种》。主要著作还有《金壶七墨》,为笔记中的名篇。黄钧宰的代表性剧作《十二红》,取材于当时的南河总督衙门,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吏治的腐败。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振聋发聩作用。

    小说创作,以刘鹗的《老残游记》 最著名,是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小说以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为中心,写他游程中的见闻和活动。对当时某些官吏的残暴昏庸进行揭露,着重抨击那些名为清官、实即酷吏的虐民行为。刘鹗( 1857~1909),字铁云,亦署“洪都百炼生。”丹徒籍,家于淮安,死后亦葬于淮安。

    这时期还产生了两个著名的弹词作家,且都是女性。丘心如(约1821~?) ,淮安人,长篇弹词《笔生花》 的作者。《笔生花》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境遇,渗透着作者可贵的抗争精神。在艺术上也能独树一帜,郑振铎评价说:“和《再生缘》 的后半部比较起来,丘心如的写作技巧和情绪要较梁德绳高明得多了。”

    汪藕裳(1832~1884),盱眙人。她的弹词巨著《子虚记》 ,着意叙述了忠臣孝子的典型文玉邻和具有叛逆性格的巾国英雄赵湘仙的故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和《再生缘》相比,特别是它突破了对女扮男装者命运安排的传统模式,具有更大的艺术价值。

    戏曲表演,因为有河漕总督、西坝盐商和淮上豪门的沉湎声色而保持不衰。清江浦的漕督衙门和西坝盐商们都包有戏班子。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的父母、师父原先都在清江浦演戏,周信芳不仅生于清江浦,而且最初也是在清江接受京剧启蒙教育的。王瑶卿的父亲王绚云就是清江人,是同庆班的名角,也是从清江浦的戏剧舞台上走出去的。光绪年间,清江浦的远香、安澜、长春、普庆等戏班都先后擅时名。陈吉泰、吴容义等武生名角技艺超群,为人所倾倒。

    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淮安的刘鹗和罗振玉,作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是最早收集整理、研究释读甲骨文的专家学者。刘鹗以一部《铁云藏龟》成为我国从事甲骨文研究的第一人。他正确释读34字。刘鹗在《铁云藏龟》 自序中提出:利用《说文解字》 和汉字六书,以及与甲骨文相近的钟鼎文、石鼓文比勘推求释读甲骨文;甲骨文是先人占卜礼问的记录。这些首创性见解,对于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淮安人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号雪堂。以其取得一批最早的丰硕的研究成果,而成为中国甲骨文研究的奠基人,他先后成书的甲骨文著作有:《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等,他共释读了571个字,且大都正确。

    在经史研究方面,初期仍是传统的考据训诂,阐释义理,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丁晏。丁晏(1794~1875) ,字俭卿,山阳岔河人。丁晏能绍承阎若璩之学,从正故训入手而释义理,有阐释《诗》、《书》、《礼》、《易》等著作凡40余种,是晚清颇有影响的学者。

    鲁一同的方志著作也颇有影响,他纂修的咸丰《邳州志》 和《清河县志》,不仅体例创新,考订审慎,钩玄举要精当,而且语言简洁,行文雅健深雄,文采斐然,为方志名作。咸丰以后淮郡修志者多所仿效。

    延至清末,由于西方学术思想的传人,给学术界带来新的气象,张相文是“新学”在淮安的杰出代表。相文(1866~1933),字蔚西,泗阳人,编写了中国第一批地理学教科书,第一本自然地理书,创办了第一个地理学刊物,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科的创始人。其著作收人《南园丛稿》。

    传统医学仍代有人才。石寿棠、刘金方、韩达哉先后领其风骚。石寿棠,字芾南,道光二十九年举人,安东人。他于咸丰二年著成《医原》一书,阐发疾病的根本原理,见解独到,多发古人所未发,对后世医学有很大影响。另外,石氏尚有《温病合编》一书,对中医温病学有新的发挥。

    韩达哉(1867-1934),字达卿,淮安人。韩达哉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经考试,被授予太医院院士,后历任翰林官医局提调、禁烟公所检察员等职。所著《医学摘瑜》,在医学界有较大影响。

    西医则在19世纪末,通过美国基督教教会医院――清江的仁慈医院和宿迁的仁济医院传入,并迅速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西医在扫除封建意识方面,也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仁慈医院的创办人美国医生林嘉美等一批人的医术还是相当高明的。

    注释:① 黄钧宰《金壶遁墨》 卷三

    ② 光绪《淮安府志》 卷八

    ③ 《续纂清河县志· 杂记》



 
(责任编辑: 管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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