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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
2010年08月13日 16:09:14  来源: 中国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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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河的疏凿和隋末农民起义

    隋唐五代时期,政治统一的时间较长。由于安定的环境得以较长时间的保持,从而造成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重新繁荣。其间,大运河对两淮的繁荣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在当时,劳民最甚、对本区影响最大的,也是大运河的开凿。

    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百余万人开挖通济渠,自洛阳至泗州(今盱眙城对岸),连接谷、洛、黄、汴诸水,以达淮水。通济渠是引汴水入淮的,故入淮处又称汴河口。接着又征发淮南民10余万人将邗沟改道取直。汴河口和末口之间,是由200里淮河连接的。依此计算,隋大运河在今市境总长近300里。开河的标准很高,“渠广四十步(20丈),旁皆筑御道,树以柳。”① 在修河时“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且劳动条件差,强度大,大批民工死在工地上。隋政府用来载运民工死尸的车子“相望于道”,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图景!大运河是用隋代劳动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开凿出来的。

    大运河沿线又修筑了40多所豪华宏丽的离宫别馆。位于今盱眙第一山的都梁宫,即是其中之一。它周回二里,有宫殿三重,长廊环回。还有亭台楼阁、流泉曲水等胜迹佳处。如流杯殿、回望殿、钓鱼台、七眼泉等。此后,隋炀帝曾3次南巡,由于徭役、供应等等,使包括楚州、泗州的运河沿线人民不堪其扰。

    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业七年,东海彭孝才起义,活动于淮北地区。紧接着杜伏威义军由山东南下江淮之间,孟让义军也进人本区境,楚州、泗州人民纷纷投入这两支起义队伍。杜伏威军在江淮之间,多次击败隋王朝的部队,并曾攻占、焚毁安宜县城(今金湖县境)。孟让义军曾占据盱眙都梁宫,队伍发展到10余万人,后因轻敌被隋将王世充击溃退走。大业十三年,臧君相在沭阳起义,杀死隋朝官吏,置沭州,后又攻下海州。这几支起义军有力地打击了隋王朝的统治,成为推翻隋王朝的重要力量。

    然而,就隋炀帝疏凿大运河之举而论,其历史功绩自不可没。唐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诗对此事的评价比较公允,令人信服:“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唐代的水利建设与农业生产

    唐代初年,为了发展生产,复苏经济,巩固其统治,着力改善生产条件。破釜塘和白水塘于大业末年受到陂坏,这时也得以修复。武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为扩大灌溉面积,又在白水塘以北“开置羡塘,与白水塘合”。后又于羡塘以北开置茶陂。从陂塘的分布范围看,唐代白水塘地区屯垦的面积,远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唐穆宗时,在白水塘东岸先后开挖了棠梨径、青州径、徐州径、太府径、竹子径等较大的灌溉渠道,以便于屯垦。据考证:青州径即青州涧,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在使用。竹子径则是今草泽河的前身,历1300年还在发挥作用。这一时期,在科学用水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了节约用水,确保漕运和灌溉用水,唐元和间(公元806一812年), 还在运河西岸开挖了一系列泄水塘,名归水澳,使水得以重复利用。此间,还在今周桥附近创置萧家闸。据《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其作用是“蓄水以灌堰西之田,西畴水足,再徐灌东田,乃因势以行水而为之利也。”这种轮灌法,不仅在于节约用水,更重要的是,使低田和高田同样可以得到灌溉。这是水利技术的重要进步。

    唐初,白水塘地区实行民屯,到唐肃宗上元(公元760- 761年)年间,实行官屯。为此,唐王朝在楚州(淮安)设置了淮南营田副使和营田判官,专司其事,以加强对官屯田的管理。根据《唐楚州使院石柱题名记》等史料推测,唐代白水塘地区的官屯,起码在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之初,还在继续着。其后废弛,南唐时多听由民间垦种。

    水运和楚、泗二州的繁荣

    唐代的漕运旦比前代为大,天宝年间,每年高达400多万石。这些粮食,大部分来自江淮及其以南地区,大多必须经过运河,辗转而达京师。其中,位于楚扬运河入淮处末口的楚州,位于通济渠入淮处汴口的泗州,是漕运要津。

    唐代,淮北海盐生产逐渐发展,涟水成为全国四大盐炀之一。为了适应需要,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唐王朝开凿了北起海州,中经今灌南、涟水等地的运盐河(时名新漕渠、官河),淮北盐经由运盐河入淮河和大运河,然后转运各地,供给官民食用。此外,纺织业比较发达,贡品有货布、苎布。

    隋唐时期,运河上漕船、盐船和其它商船千帆相接,四时不断;与泗水并行的陆上干道也是“商旅辐辏其途”。从而促进了沿线的楚州(即山阳县城)、泗州及淮阴、泗口、洪泽、龟山、盱眙等城镇的繁荣。其中,又以楚州和泅州为盛,是运河沿线的两座名城。

    因为泗水的水运干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通济渠所取代,所以,就出现淮阴和泗口的地位被泗州和盱眙所取代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大的地理变迁的历史背景之下,出现了楚州治所由淮阴故城迁到山阳县城和淮阴县先后数次并入山阳县。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置楚州,治所在淮阴故城,开皇十二年移治山阳县。淮阴县第一次并入是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入唐后分置;第二次并入是在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历43年而又分置。这两次合并和分置,从侧面反映了位于末口,辖有淮阴、山阳、盐城、安宜数县的楚州城,已经取代了淮阴故城,成为区域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唐代的楚州城,是著名的近海港口城市,商品贸易很兴旺,开元寺、龙兴寺、紫霄宫前有热闹非凡的庙市,吸引着海内外商人,甚至大食、日本、新罗等国的商人,都远涉重洋到此贸易。时楚州有新罗坊,即为新罗商人聚居之地。草市、鱼市也熙熙攘攘。到了夜晚,城边的运河里,众多的过往船只“连椅月下泊”,准备在此过北辰堰。城内则“千灯夜市喧”。② 很多达官显贵则“缇骑朱旗入楚城” ③他们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宴饮游乐,诗酒唱酬,为名城升平的景象增添几多色彩。时开元寺、东岳庙、紫霄宫、宴花楼等处,都是文人学士雅集留连之所。楚州以其繁华,被白居易赞为“淮水东南第一州”。

    与楚州城近在咫尺的淮阴城,城内楼台簇簇,城外帆樯如林;其夜景更充满朦胧的美:“秋灯点点淮阴市,楚客联樯宿淮水”、“灯形半临水,筝声多在船”、“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透过这些诗句,仿佛听到了唐代著名女诗人、歌唱家刘采春等人婉转衰艳的吟唱。

    经过隋唐两朝的发展,泗州城也颇为繁华壮观,它“端衢四达,廨宇双峙,双阙云耸,琼台中天” ④很有一些壮观的建筑物。南来北往的豪商巨贾则“多游利于此”。 边塞甚至外域的“越商胡贾”都前来经营。城中还设有大型的中转仓,闽越和江淮地区漕粮及其贡品,多到此卸货回程。泗州还设有淮口盐铁院,由中央派出的盐铁官掌管江淮海地区的盐铁经营,防止奸商从中渔利。隔淮相对的盱眙是一个依山面水,风景秀丽的城市,更是骚人墨客题诗咏叹,尽显文采风流的佳处。“何因不归去?淮上对秋山。”从侧面反映了泗州、盱眙繁华竞逐、风光旖旎的独特魅力。

    战乱对楚、泗二州的影响

    安史之乱时,“乱兵不及江淮”。肃宗以后,淮上军阀割,有的公开反叛朝廷,“其民始罹茶毒矣。”盱眙、淮阴、泗口、涟水、沭阳、楚州、泗州等地,都受到过军阀的破坏。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庞勋戍卒起义,围攻泅州达7个月之久。其间,义军攻陷盱眙都梁城,据淮口,截断漕运路线;又南破滁、和二州,北陷沭阳,直逼海州、宿州,唐王朝震恐,派3万人进援泗州,结果被义军全歼。后义军受挫,方撤围而去。嘻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义军由采石北上,经盱眙一带,没有逗留,对市境影响不大。

    五代时,沿淮有过几次军事纷争,其中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一次最为残酷。这年正月,周世宗率兵攻南唐楚州,遭到守城军民的顽强抵抗,攻44天不克。城破后,“周兵怒甚,杀戮殆尽”。楚州遭到一次毁灭性的陂坏。

    唐代的楚州诗人

    唐代是诗歌的国度,故唐代楚州的文化,亦以诗歌为特色。知名的诗人有吉中孚、赵垠、刘采春等。

    吉中孚(约公元740一798) ,楚州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人。他能文善诗,与当时的诗人卢纶、钱起、司空曙等齐名,为“大历十才子”之一。中孚少年出游,爱鄱阳湖风光,于是客居鄱阳。初为道士,大约过了35岁,终于过够了隐逸出世的生活。还俗后,到长安拜见宰相,由朝臣推荐给皇上,备受奖掖,遂步入仕途。曾任校书和户部侍郎。后因双亲老迈,弃官归乡,孝养父母。

    吉中孚的诗文,同时代人评价很高。卢纶赞他“侍郎文章宗,杰出淮楚灵”。《新唐书· 艺文志》著录其诗一卷。吉中孚的妻子张夫人,也会写诗,然流传下来的很少。《全唐诗》仅收录了她的一首《拜新月》。

    赵瑕(806-854) ,字承佑,楚州山阳县人。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参加进士考试落第,遂流寓长安,达8年之久。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再入长安,举乡贡进士。但大约直到宜宗大中初年(公元847年)才入仕。为渭南(今陕西省渭南县)县尉。唐宜宗素闻赵能诗,曾问宰相:“赵瑕诗人,曾为好官否?可取其诗来。”读赵诗,见其咏秦诗中“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句,很不高兴。所以赵瑕一直屈居下僚,颇不得意,年四十即卒于任上。

    赵是晚唐著名诗人,长于七律,其《长安秋望》中“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句,颇为杜牧所赞赏,因此赵暇被人艳称为“赵倚楼”, “一日名动京师,三日传满天下”。今有《渭南诗集》传世。

    刘采春,淮阴人,伶工之妻。《全唐诗》一共收了她的6首(望夫曲),每首四句,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短短20字,却生动地再现了少妇思念远游丈夫的迫切心情。大诗人元稹赞赏她:“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 “选词能唱《望夫歌》”。当时,“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繁华与哀艳往往是绾结在一起的。

    僧伽与泗州普照王寺

    唐代,楚、泗二州的佛教文化也颇有特色。寺庙以僧伽和尚创建的泗州普照王寺最为著名,香火久盛不衰,举国闻名。何以致此?首先是因为历代帝王的祟信和馈赠。僧伽坐化前,中宗即封他为“国师”,并敕泗州寺为“普光王寺”(因避武后讳,改“照”为“光”),还“敕恩度弟子三人,慧岸、慧俨、木叉各赐衣盂,令嗣香火。”据宋《高僧传》载,坐化后,“帝惨悼黯然”, “敕有司给绢三百匹,俾归葬淮上,令群官祖送,士庶填閤”。长庆二年,皇帝加封僧伽为“证圣大师”,后来唐禧宗又封僧伽的高徒木叉为“真相大师”。五代时,“天下凡造精庐,必立(僧)伽真相,膀曰大圣僧伽和尚”。

    其次是由于名人的崇信和吹捧。唐代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要数李白,他赞扬僧伽“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意清净,机棱棱,亦不臧,亦不增,瓶里千年舍利骨,手中万岁糊孙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一言忏尽波罗彝,再礼浑除犯轻垢”。其他如,“李北海邕、胡著作浩各为碑颂德。”⑤

    泗州寺的香火隆盛,还与古泗州是交通咽喉密切相关。往来舟揖必登塔拜祭,慷慨解囊,敬香施财,不惜重货,并相沿成俗。“越商胡贾脱身罪,珪璧满盘宁计资。清淮无波平如席,欹柱倾扶半天赤。” ⑥当年施舍之豪,香火之盛的情景,谁都能从这诗句中想象出来。其后黄河夺淮,淮域水灾渐盛,人们对泗州大圣的礼拜就更勤了。

    注释:① 《隋书》卷

    ② 唐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

    ③ 刘禹锡“送李中丞赴楚州”——《刘宾客集》卷28

    ④《全唐文》卷41吕周任“泗州大水记”

    ⑤ 宋《高僧传》卷18

    ⑥《韩昌黎集》卷7

 
(责任编辑: 管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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